本文内容转载自《中国经济周刊》

不久前，全国医师资格考试实践技能考试终场，全国29个考区有62.3万余名考生参加了考试。通过此次实践技能考试，才有资格参加医师资格考试的综合笔试部分，两项考核合格后才能获授医师资格。

医考一向以低通过率著称，对于立志从医的考生而言，这场考试是他们成为执业医师的必经考验，也是其中少数人成为未来的精英医生的基础一步。但一名医生要从执业开始成长为精英绝非易事，跨过医考这道门槛，还要面对长达十数年的职称晋升以及继续医学教育等过程。

尽管如此，工作稳定、薪资待遇高、职业发展前景好等依然是公众对医生职业的认知印象。特别是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工作开展以来，学医、从医热度不减，执业医师中中高职称占比也在逐年攀升。如何通过执业医师考试、在职业生涯中寻求进阶发展，也成为行业内热议的话题。

行业内优质医师资源紧缺

在公众的认知中，医生这一职业往往被赋予使命色彩，其中的精英也常被尊以“专家”“高知”之称，自古就有“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的说法。

但就现状而言，行业内目前仍面临医生资源相对紧缺，高学历、高职称的精英医生占比不高的情况。各地为争夺优质医师资源频频出台各种人才优待政策，屡有诸如提供落户、高额安家费等消息传出。

据国家卫健委汇编的《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2021版）数据显示，至2020年，我国有340.17万名执业医师（不含执业助理医师，下同），每千人口执业医师数量约为2.41人。在执业医师中，研究生学历占比16.3%，拥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占比为6.0%。

值得关注的是，随着近年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进程逐渐深化，上述数据均呈上升趋势。

今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下称医师法）正式施行。新施行的医师法将参加医师资格考试人员的最低学历条件由中专提高到大专，提高了医师准入门槛；在专业技术职称设置、评定方面规定，将职业道德、专业实践能力和工作业绩作为重要条件，科学设置有关评定、聘任标准。

新法施行一定程度上对医生培养路径做了进一步的规范和优化，往前追溯，近年高校在医学教育模式上也在不断创新扩展，为培养出更优秀的医学人才提供了驱动。

今年高考之际，清华大学官方宣布推出临床医学八年制项目，拟培养多学科交叉的复合型医学人才，该项目招生规模计划扩至60人。该培养模式下，学生完成学业后将直接获得临床医学博士学位。

此番扩招一度引发考生和家长群体热议。事实上，医学八年制的培养模式并非首创。公开资料显示，教育部发函批准开设临床医学八年制专业的高校目前有19所，2004年后批准开设的高校数量增长明显。而此次清华大学进一步扩招，被外界普遍视作是教育界吸引优质生源、输出优秀医学人才的信号。

业内观点：“职称不足以论英雄”

高学历、高职称是公众对医生群体中精英的直观认知。往往一个医生成长为副主任医师时即被认为是该领域的专家。但在业内资深医师看来，年轻医生并非单纯依靠提高学历、晋升职称就足以成长为精英，“唯职称论”的评价角度过分片面。

据多位执业医师反馈，以往业内存在重科研轻临床的职业发展观念，以至于年轻医生急于在职称晋升上尽可能缩短时间，将更多精力倾注在发表论文、课题研究等科研方面，“40多岁的高学历医师实操能力不足，上不了手术台的情况时有出现”。

北京同仁医院眼科视光中心原主任、博士生导师周跃华教授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从医学教学一线观察，精英医生的培养首先是基于人才自身对于医学的热爱和对专业的深研，扎实的基本功和过硬的实操能力是职业发展的基础，在临床过程中保持对专业技术的持续深研和精进探索精神理应是精英人才的必备素质。

在学医热的催动下，行业经验尚浅的年轻医生如何在科研与临床之间做出平衡，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对此，周跃华表示，年轻医生应首先做好一个选择题——“要成为一个科学家还是一个医生”，“如果要成为一个医生，就应将七八成的精力放在临床上，留二三成的精力给科研”。

“临床为主，科研为辅”。在这一观念下，医学类院校对优秀人才的培养更加注重科研与临床的结合。据近年各大医学类院校的临床医学八年制、临床医学“5+3”等“高门槛”人才培养项目信息显示，强基础重临床、多学科交叉、复合型人才、医师科学家等已成为这类项目建设的关键词。

前述畸形职业发展观如今在政策上也得到“纠偏”。2021年8月，人社部、国家卫健委、国家中医药局联合发布《关于深化卫生专业技术人员职称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其中明确了“破除唯论文、唯学历、唯奖项、唯‘帽子’等倾向”的评价指导，不把论文、科研项目、获奖情况、出国（出境）学习经历、博士学位等作为申报的必要条件，不得将人才荣誉性称号与职称评审直接挂钩。

今年3月起施行的医师法相关条文内容对职称晋升做了引导，其本意在于统筹城乡资源，加强基层医疗卫生队伍和服务能力建设，客观上也鼓励了年轻医生积极投身临床一线。

其中第46条规定，执业医师晋升为副高级技术职称的，应当有累计一年以上在县级以下或者对口支援的医疗卫生机构提供医疗卫生服务的经历；晋升副高级技术职称后，在县级以下或者对口支援的医疗卫生机构提供医疗卫生服务，累计一年以上的，同等条件下优先晋升正高级技术职称。

什么样的医生才是 “精英”？

“活到老，学到老”，这几乎是所有接受采访的执业医师们众口一词的看法，即便是提倡在临床上多下功夫，也没有医生认为职业成长就可以放弃对医技的继续钻研学习。

究竟什么样的医生才能称得上是“精英”？

周跃华认为，在年轻医生的职业成长过程中，临床与科研并不是“鱼与熊掌”的矛盾关系。精英医生既要基本功扎实，在临床诊治中能治病救人，得到患者的高度认可；同时也要在不断的临床实践中积累经验、虚心求教、掌握领域内的前沿技术，勇于在技术前沿领域进行突破创新，破解疑难杂症。

这一观点在官方文件中也得以确认。国家卫健委、中医药管理局联合发布的《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促进行动（2021—2025年）》中要求，建立临床需求导向的科研机制，对接生命科学和生物医药领域前沿科技，坚持临床研究和临床诊疗协同，有效解决医学科学领域的“卡脖子”问题。

“一个顶级的医生在医技方面理应是站在领域的前沿，自身发展应紧随技术进步。”周跃华说，上世纪90年代角膜屈光手术传入国内，最早学习和应用这项技术并伴随技术发展而成长起来的一批医生，其中不少人就成了这一领域的精英医生，在临床实践中为患者解决了不少以往难以解决的疑难病症。

据周跃华讲述，2005年曾有一名未成年患者因患有混合散光伴随弱视四处求诊无果，后来他给出了激光角膜屈光手术的诊治方案。由于当时这项技术在国内普及程度不高，其适应症在专家共识中普遍持保守态度，认为不太适宜角膜尚未发育完全的未成年人。周跃华进行多番论证后，开创性地以该项手术对患者进行施治，最终困扰患者已久的疑难眼病得到祛除。

精英医生应具备的医德素养

“学医先学做人”，医德也是医学界普遍认为的“精英”必备素养。

医师法中一系列法条对此也作出明确规定，要求医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弘扬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崇高职业精神，并将职业道德与专业实践能力、工作业绩并列，作为定期考核、专业技术职称评定的条件之一。

医德也成为一些医院、医学导师们在遴选医学生时考量的因素之一。解放军总医院主任医师、博导江泽飞教授在回答“什么样的医生可以称为一名好医生”时说：“做医生首先要有（与患者）的沟通和理解，要有一颗善良和热情的心。”

江泽飞举例讲述，曾有一名学生来面试，在诊室外等候时，旁边就站着一位病人。江泽飞在面试时问学生这位病人的情况时，该学生回答“应该是个病人，来找你看病的”。据此，江泽飞认为这名学生可能并不适合做一个好医生，“我们的病人是站着的，而他是坐着的”，这样“没有爱伤观念”的学生可能并不适合当一名“须与病人沟通”的医生。

在树立医德方面，周跃华也告诫年轻医生，在行医过程中要严守底线、爱惜羽翼，远离灰色地带。精英医生应以患者健康利益为出发点，“选择最适合患者实际情况的诊疗方案和用药方案”，而不是为谋取不正当利益，使患者接受“过度医疗”，甚至接受不适宜的诊治。